queen的鸽子产卵地




伊莲死了。

该说很幸远吗,她年纪到了,自然去世的。她咽气的时候,我在床边守着她,她看着我,眼睛似乎闪烁着最后星光,然后我看着它熄灭。

来到葬礼上的人不多,因为到了这把年纪,挚交多数死光了。TJ来了,丹尼男孩也来了,几个匿名戒酒协会成员,之后拜访或是打电话的人也有几个,克里斯汀·霍兰德,乔·德金等警察,加林德兹夫妇死了,米基也死了,剩下的都找到我,对我说节哀,我对他们道谢,但其实我并不喜欢,我们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和精力将两人联系在一起,不是为了听你身边所有人对你说节哀的。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伊莲那时像我以前濒死那样能够死里逃生该多好。

那之后,我想过自杀,但是真正做起来却没有底气。我又尝试再次酗酒,但是真正拿起酒杯却没有任何欲望,我一次一次往酒杯倒波本,又把他们一次一次倒进厕所里,说来奇怪,我印象中酒味最浓的地方是洗手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当那些酒流进下水道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

她不在的时候,我做什么都没有底气。

我现在常常去TJ家里,他会煮好一杯咖啡等着我,给我倒一杯,也给自己倒一杯,我们喝到傍晚,他放那些新兴的摇滚,炫耀他的夹克,和我讲他玩所谓“金融”的事,虽然他说是很简单的看数字敲键盘的任务,但从他现在搞到了一套公寓和那些碟片来说,他玩的很不错,但他貌似不屑一顾。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曾经有个穿不便宜西装的找到我说有意向去哪哪哪的。”

“你答应了吗?”

“没有,我说我已经有职业了,我是私家侦探。”

“你没有执照。”

“你也没有。你证明了那东西没有用的。”

““那东西”能给你一份体面的退休金,和一个定义你该何时退休的年龄。”说完我顿了顿,我们都明白这两个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用,尤其是后者。

我曾告诉戒酒协会我再也不去了,我那么老了,不再和那帮年轻人打招呼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一些老成员仍然欢迎我,我也只是应邀偶尔去几次,几个月后他们的会址不在那个旧教堂了,搬到了曼哈顿的另一边,久而久之也便没再联系了。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或者还能干些什么,我退休了,也没什么特别爱好,我偶尔读些诗,或者报纸,早晨翻翻《纽约时报》或《纽约每日新闻》,但总是翻一两页就放下,准备放着积灰。无论是三十年前还是现在,这座小城都没什么不同,我总觉得报纸角落里的讣告名单似曾相识,像是同样的人一死再死一样。

阿姆斯特朗酒吧早就倒了,除了TJ家里的素食菜单,只有中国城几家饭店我还吃得下去。有时候看着餐桌面前的健谈的丹尼男孩,或是TJ,或是汤姆克鲁斯,随便了,他们都一样——我会问我自己:

哦,马特,马修1,马修·斯卡德,你该安放何处?


丹尼男孩总是出现在一家叫鹅妈妈之家的酒店,点一瓶威士忌坐到天亮,然后像个吸血鬼一样拉紧窗帘回家睡倒晚上,考虑到他是个患白血病的非洲人——叫他黑人还真不合适,丹尼男孩的行为颇为固定,我还没认识哪个无信仰的人有如此机械的行程。

总之那一晚上鹅妈妈之家里的人不多,角落里坐着几个白人独自喝着自己的,丹尼男孩也照常坐在他偏爱的座位上,沉浸在古典音乐中,直到他注意到一名特殊的男人走进了酒吧。

那男人个子不高,背头发型,灰色西装烫的平平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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