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峰来Site-CN-25报到那天，下了雨。不大，丝丝缕缕的，打在脸上像散开的蜘蛛网。他撑着一把黑伞，伞骨断了一根，伞面塌下去一块。他站在站点大门口，把伞收了，雨水顺着伞尖滴在地上，滴滴答答的。门卫探出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新来的？他说是。门卫翻了翻本子，说进去吧，三号楼，二层。
他提着那只旧皮箱走过院子。院子里的水泥地坑坑洼洼，积水映着灰蒙蒙的天。他踩过去，水溅在裤腿上，裤腿湿了一大片。三号楼是一栋灰色的老楼，外墙刷着白漆，漆皮一块一块掉下来，露出里头黑乎乎的水泥。楼梯间的灯坏了，他摸着墙上楼，皮箱磕在台阶上，咚咚咚地响。
办公室在二层走廊尽头。门开着，里头坐着四个人，各忙各的。他敲了敲门板，最靠近门的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一眼，回头喊了一声李组长，人来了。李组长从里间走出来，四十出头，头发稀了，肚子挺着，手里捏着一支烟。他上下打量了张博峰一眼，说你就是新来的博士生？张博峰点了点头。李组长指了指角落一张空桌子，说坐那儿吧，电脑明天给你配一台好的，今天先看看材料。说完就转身回了里间，门也没关。
张博峰把皮箱放在桌下，坐下来。桌子是铁的，桌面上有一层灰。他找了一圈，没找到抹布，就用袖子擦了擦。对面坐着一个女同志，三十来岁，身材挺好的，短发，戴一副黑框眼镜，正低头看文件。他冲她笑了笑，她没抬头。
这就是他的第一天。
头几个月，他干得很卖力。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办公室，烧水，拖地，把每个人的杯子洗干净。李组长喜欢喝浓茶，他就多放一把茶叶。老周喝花茶，他单独用一个杯子泡。小刘不喝茶，他给倒一杯白开水，放在桌上晾着，等小刘来了正好温乎。那女同志叫陈敏，喝咖啡，他就从自己工资里买了一罐速溶咖啡放在办公室，谁也没告诉是谁买的。
工作也不含糊。他博士后读的是生物学，站里让他负责一个关于细胞老化的项目。他白天做实验，晚上看文献，周末也不休息。有时候做到半夜，整个楼就他那一盏灯亮着。他趴在显微镜前，眼睛酸了，就揉一揉，接着看。数据不对，重做。再做不对，再重做。他一共重复了十三次，终于拿到了理想的结果。他把报告交给李组长，李组长翻了翻，说还行，放那儿吧。他等着李组长说点什么别的，李组长什么也没说，点了根烟，开始看手机。
那年的年终考核，他得了良好。不是优秀。他去找李组长，问自己哪里做得不够。李组长靠在椅背上，吐了一口烟，说你这个人吧，干活还行，就是太闷了，不爱跟人交流。你看看银家小刘，跟谁都聊得来，领导来检查的时候，小刘端茶倒水，多会来事儿。张博峰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想说自己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想说自己做了十四遍实验，想说那罐咖啡是自己买的。但他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站了一会儿，说了声谢谢组长，转身出去了。
回到座位上，他打开抽屉，看见里面放着一封老家来的信。他母亲写的，字歪歪扭扭，说父亲的腰病又犯了，下不了床，让他寄点钱回去。他把信折好，塞回信封，放在抽屉最里头。他的工资不低，但扣完税和保险，到手也就那点。房租一千八，吃饭一千，寄回家两千，剩下不到一千五。他连件新衬衫都舍不得买，身上那件白衬衫领子磨毛了，袖口起了球。
有一天，陈敏忽然问他，老张，你成家了吗？他愣了一下，说没有。陈敏说，也该找了，都三十好几了。他笑了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拿什么找？没房没车，存款不到五位数，哪个姑娘愿意跟他？他想起大学时候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家出国了，走的时候跟他说，你太闷了，跟你在一起没意思。他不知道什么叫有意思。他觉得每天做实验挺有意思的，看书挺有意思的。但别人不这么想。
骆驼是一点一点被压垮的，而不是靠那最后一根稻草。
李组长开始把难啃的骨头都扔给他。一个项目做不出来，给他。另一个项目没人愿意接，给他。他不拒绝，也拒绝不了。有一次一个急活儿，要求三天出结果，他连干了两个通宵，第三天早上把报告交上去，李组长看了一眼，说格式不对，重写。他说组长，这个格式是按您上次要求的。李组长把报告摔在桌上，说我说不对就不对，你哪那么多废话？他站在那里，手攥着报告，指节发白。陈敏在旁边看着，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公寓。他在实验室里坐着，灯也没开，就那么在黑暗里坐了一整夜。他想了很多事。想起父亲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想起母亲在信里说“你爸想你了”，想起大学时女朋友转身走掉的背影，想起李组长那张脸，想起自己卡里的余额，想起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他想着想着，忽然觉得喘不上气，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他大口大口地喘。
第二天早上，他去食堂吃早饭。排队的时候，前面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穿着站里的工作服。那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兄弟，脸色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张博峰嗯了一声，心想我认识你吗？那人压低声音说，我这儿有点好东西，能让你睡得香，要不要试试？张博峰摇了摇头，安眠药自己可试过了。那人也不强求，笑了笑，端着盘子走了。
一个星期以后，张博峰又碰见了他。这次是在站点的后门，那人蹲在台阶上抽烟。张博峰从他身边走过，走了几步，停下来，又退回来。他说，你上次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哪个牌子的安眠药？那人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颗颜色发暗的药片。
第一次吃下去，大约过了四十分钟，他靠在公寓的床上，觉得身体慢慢变轻了。像有一只手，把他的脑子从颅腔里捧出来，放在一朵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李组长的脸色，母亲的来信，实验的数据，银行卡的余额——全都散开了，像墨水掉进水里，一圈一圈淡下去，最后看不见了。他的眼皮沉沉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想，原来这就是放松。活了三十多年，头一回知道放松是什么滋味。
那滋味太美了。
第二次吃，他等不及四十分钟，干嚼了一片。苦得要命，但很快，快得像一把刀，刷地一下把他从现实里切了出去。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滩水，从床上漫到地上，从地上漫到门口，从门口漫到走廊里。他在走廊里飘着，飘过一间一间的房门，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盏灯，暖暖的，亮亮的。他飘进去，躺在灯底下，灯里的光落在他身上，像母亲的手。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他记不清了。那人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名字写的是一个“王”字。每个星期去找他两次，后来变成隔一天一次，再后来每天一次。药片的数量从一颗变成两颗，从两颗变成三颗。钱不够了。他先是停了寄回家的两千块，跟母亲说单位效益不好，缓一缓。母亲说行，你爸的病不要紧，你别操心。他又停了吃饭的钱，一天三顿改成两顿，两顿改成一顿，一顿就是一个馒头就咸菜。还是不够。他翻了翻抽屉，找到一张没怎么用过的信用卡，取现，取了两万。
那是他母亲很久之前偷偷塞给他的。
两万块撑了不到一个月。
他的脸色开始变了。不像那种普通的憔悴，是一种灰色，像秋天的落叶泡在水里泡了三天，捞出来，皱巴巴的，一碰就碎。他的眼睛不再有光了，是那种彻底的灭，像灯丝烧断了，再怎么通电也不亮。他开始迟到，开始请假，开始在工作时间趴在桌上睡觉。李组长骂过他几次，他不顶嘴，也不改，就那么木木地站着，等骂完了，转身走掉。
有一天下午，陈敏从实验室回来，看见他趴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她以为他在哭，走过去一看，他没有哭。他在发抖。整个人缩在椅子上，双手抱着胳膊，牙齿咯咯咯地打战。她吓了一跳，说老张你怎么了？他说冷。那天室温二十六度，他穿着长袖外套，还是说冷。陈敏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烫，是凉的，凉得不像活人的温度。她说我送你去医院。他说不用，没事。他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踉跄了一步，扶着墙站稳了，慢慢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看了陈敏一眼。那一眼，陈敏后来跟别人说，像是从水底看上来，隔着很厚很厚的水，什么也看不清。
他去找那个姓王的。这次没要到药片。姓王的把他带到一个地下室，里面坐着几个人，都在用锡纸烫东西。姓王的递给他一小包白色的粉末，说这个劲儿大，你试试。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他用锡纸烫了第一口，吸进去的烟在肺里炸开，像有人在他胸腔里点了一把火。然后火烧遍全身，从骨头缝里往外烧，烧得他眼前一阵白一阵黑。他听见自己发出一种声音，像是哼，像猪挨了刀以后那种哼。他想停下来，但身体不听话了，又吸了一口。这回他看见了一些东西。天花板上爬满了黑色的虫子，密密麻麻的，一只挨着一只，从墙角爬到灯上，从灯上爬到他脸上。他能感觉到虫子的腿在他脸上爬，痒的，刺的。他伸手去拍，拍了个空。虫子还在爬。他尖叫了一声，从椅子上摔下来，蜷在地上，捂着脸。周围的人都看着他笑。姓王的笑着说，头一回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公寓的。第二天醒过来，发现身上全是淤青，大腿上有一块烫伤的疤，不知道什么时候烫的。他坐在床沿上，看着那块疤，看了很久。他知道自己应该停下来。他想到了母亲，想到了父亲，想到了那个读博士时候的自己，穿着白衬衫，提着旧皮箱，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哭了。他趴在膝盖上哭了很久，哭完了，擦了擦脸，拿起手机，给姓王的发了一条消息。
他停不下来了。
他开始偷站里的东西。站里没有什么收容物，就是普通的实验器材，试剂，办公用品。他把那些东西拿到二手网站上卖，卖不了几个钱，但能凑一顿是一顿，还得确保不贵重不被人发现。他偷了陈敏抽屉里的三百块备用金。陈敏发现了，没声张，只是从那以后把抽屉上了锁。他偷了小刘的充电宝，拿到二手店卖了二十块钱。小刘问大家有没有看见他的充电宝，他低着头，没说话。
李组长开始注意他了。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李组长把他叫到里间，关上门，让他坐下。李组长点了一根烟，看了他半天，说，你是不是在碰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李组长说，你别骗我，你这个样子，我见过。他低下头，不说话。李组长说，我给你指条路，站里有心理辅导，你去看看，我不跟上面说。他点了点头。李组长说，那你明天就去。他说明天就去。
第二天他去了。心理辅导室在一号楼三层，一个戴眼镜的漂亮女医生跟他聊了四十分钟。他很配合，把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一个字没提。女医生说你这个情况属于工作压力导致的焦虑和失眠，我给你开点药，你按时吃，定期来复查。他拿着药方走了。那些药他一颗也没吃。他觉得没用，劲儿太小了，挠不到痒处。
他又去找姓王的。姓王的这次带他去了一个更隐蔽的地方，一间废弃的厂房，里面弥漫着一股酸臭的味道。姓王的递给他一支针管，说这个最便宜，劲儿最大，你要是敢用，以后我给你成本价。他看着那根针管，针头上还带着别人的血。他犹豫了大概三秒钟。他把针管接过来，找到自己胳膊上最粗的那根血管，扎了进去。
那种感觉没法说，是死。是先死过去，再活过来。他觉得自己沉到了地底下，地底下全是黑水，又冷又腥，灌进他的鼻子，灌进他的嘴，灌进他的肺。他往下沉，一直往下，底下有一个声音在叫他，不是他认识的人的声音，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低沉的，缓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的名字：张—博—峰—。他拼命往上爬，手脚并用地爬，指甲抠进泥里，抠断了，血糊糊的，终于浮上来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厂房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洞，洞外有一小块天，灰蒙蒙的，跟他在Site-CN-25报到那天一样。
他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姓王的蹲在旁边，笑着说，怎么样？他张了张嘴，想说“好”，但嗓子里只发出一个沙哑的气音。他笑了，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淌进耳朵里，凉丝丝的。
从那以后，他的胳膊就没好过。针眼密密麻麻，旧的还没结痂，新的又扎上去。他穿长袖，大夏天也穿长袖，袖口扣得紧紧的。他不再去食堂吃饭了，因为食堂的灯太亮了，照得他难受。他不再跟任何人说话，因为他的舌头是木的，嘴唇是麻的，说出来的话含混不清，别人听不懂，他也懒得说。
又是一天，李组长再次把他叫到办公室，当着全组人的面，把一叠文件摔在他桌上。那是他上个月的工作报告，全是错别字，数据对不上，格式乱得一塌糊涂。李组长说，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你这是人干的活吗？张博峰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那叠纸，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的眼前有一层雾，什么都模模糊糊的。李组长又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就写辞职报告，我批。张博峰抬起头，看着李组长。李组长的脸在他眼里是扭曲的，鼻子歪在一边，嘴巴咧到耳朵根，像一张毕加索的画。他忽然笑了。他笑了。全组人都看着他。他笑着说，组长，您说得对，我不是人。然后他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公寓。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走了很久，走到城南那片住户区。他站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他回过头，看见一个影子，很高的影子，没有脸，穿着一件黑色的雨衣。影子朝他走过来，一步一步，没有声音。他想跑，腿动不了。他想喊，嗓子发不出声。影子走到他面前，伸出一只手，那只手是白的，白得像纸，指甲是黑的。影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他低头一看，是一根针管，针头已经插好了，里面的液体是浑浊的黄。他伸手去接，手指碰到针管的那一瞬间，影子消失了。巷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针管。他靠在墙上，把针管扎进胳膊。那根针管里的东西，后来他才知道，不是毒品，是某种清洁剂。他差点死了。
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他的心跳只有每分钟三十多下。洗胃，输液，抢救了一天一夜。站点派人来看了他，给他交了医药费，留下一句话：好了以后到副站长办公室来一趟。
他出院那天，陈敏来接他。她开着自己的车，把他从医院拉到站点。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到了站点门口，陈敏把车停下来，熄了火，说，老张，我给你存了一笔钱，不多，够你去戒三个月。你不用还我。你把工作辞了，去戒了，回家看看你爸妈。张博峰坐在副驾驶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那扇铁门，看了很久。他说，晚了。陈敏说，不晚，你才三十五。他又看了一会儿，说，你不知道，我也这样过，但是我戒掉它了。然后他推开车门，下了车，走进了站点。
副站长的办公室也在二楼，很大，落地窗，阳光照进来，亮得晃眼。副站长姓，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的。他让张博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下来，看着他，说，张博峰，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张博峰说知道。赵副站长说，你不知道。你盗窃站点财物，倒卖实验器材，伪造报销单据，这三条加起来，够你坐十几年牢。张博峰不说话。赵副站长又说，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你主动辞职，自己去自首，站里不追究你的内部责任。第二条，站里上诉你，移交司法机关，你以后就这样了。张博峰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一股铁锈味。他说，我选第二条。
赵副站长愣了一下。他说你想清楚了？张博峰点了点头。赵副站长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很久，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所谓了？张博峰没有回答。他站起来，把杯子放在桌上，朝赵副站长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出去。
他没有等到站里开他。那天晚上，他又去找了姓王的。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也许是想最后再吸一次。他敲了半天的门，没人应。他推开门，里面有一股浓重的臭味。姓王的躺在地上，脸朝下，身上爬满了蟑螂。他死了。不知道死了多久。张博峰站在门口，看着那具尸体，看着那些蟑螂爬进爬出。他没有害怕，没有恶心，什么感觉都没有。他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着。警察问他，你是他什么人？他说，顾客。警察说，什么顾客？他把烟叼在嘴里，含混地说，毒品顾客。
谁知道他为什么要承认。
他被带走了。尿检阳性，身上搜出两包毒品，还有一支没来得及用的针管。他被关在看守所里，等了两个月，开庭了。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着几个不认识的人，衣服上有的带着scp样子。陈敏也来了，坐在最后一排，戴着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李组长没来。赵副站长来了，坐在第一排，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那是站里出具的证明材料。
法官念了很长一篇判决书，念到他的罪名：盗窃，职务侵占，吸食和持有毒品。数罪并罚，判了十七年。张博峰站在被告席上，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法官问他对判决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法官又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想了想，说，能不能给我一根烟？法官没有理他。法警上来，把他带了下去。
他没有去监狱。Site-CN-25跟司法系统有协议，基金会内部人员犯罪的，可以在站点内服刑，但身份降为D级，从事最危险最艰苦的劳动。他被带回了站点，关在地下室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每天早晨六点，有人来开门，带他去干活。搬水泥，打扫收容间，清下水道，拆旧设备，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晚上八点收工，关回小屋，吃一顿饭，一碗稀粥，一个馒头。他瘦得只剩下骨头，身上的皮肤松松垮垮地挂着，像一件太大太旧的衣服。
有一天，他在地下室搬水泥的时候，碰见了李组长。李组长下来检查工作，走过他身边，停下了脚步。他蹲在地上，一袋一袋地扛水泥，每扛一袋，腰都弯成一个直角。李组长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他感觉到有人，抬起头，看见了李组长。两个人对视了大概两秒钟。张博峰低下头，继续扛水泥。李组长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忽然回过头，说了一句，你妈来过。张博峰的肩膀抖了一下。李组长说，她找不到你，到站里来问了。我跟她说你出差了，去国外了，要好几年才回来。她信了。她让我转告你，家里一切都好，让你别挂念。
张博峰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袋水泥，水泥灰呛得他睁不开眼。他眨了眨眼，眼泪顺着脸上的灰土流下来，冲出了两道白印子。他没有擦，站起来，扛起那袋水泥，往前走。走了两步，腿一软，整个人连人带水泥摔在地上，水泥袋破了，灰色的粉末飞起来，糊了他一脸一身。他趴在地上，没有动。旁边的人走过来，把他扶起来，他站住了，抹了一把脸，脸上的灰和泪混在一起，成了泥。
那天晚上，他回到小屋，躺在那张铁架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灯，灯罩上落满了灰，灯光昏黄昏黄的。他看着那盏灯，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第一天来报到的时候，下了雨，他撑着那把断了一根伞骨的伞。想起他提着那只旧皮箱，走过坑坑洼洼的水泥地。想起他第一次用袖子擦那张铁桌子。想起他给陈敏买的速溶咖啡，罐子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早就过期了。想起李组长说“你这个人吧，就是太闷了”。想起母亲的信，想起父亲的腰，想起那根针管，想起姓王的躺在地上的尸体。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有人用刻刀刻过字，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他凑近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终于看出来了。上面刻着：张博峰，你活该。
那是陈敏在他来之前特意刻的，墙壁上写不了字。陈敏其实很久之前就对张博峰有好感，但一个坠入深渊的人，怎么能被一个走向天堂的人所永久青睐呢？
他伸出手，摸了摸那几个字。刻刀刻的，很深，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他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然后把被子蒙在头上，不出声地哭。
他知道那是谁的笔迹，也知道自己命运将会是什么样
灯还亮着，昏黄昏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