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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信息
作者：
Yugezide16
作者的话：wc写死我了，手机写文真的累人；也算是完成了以前的一个神奇脑洞吧。
引用了项目：https://scp-wiki-cn.wikidot.com/scp-cn-3252
本来还想加入蚊子模因的，后面觉得没啥意思就没写（绝对不是因为懒）
特别鸣谢：
Hppp
我抄了大佬的大量代码（迫真）
20世纪口述科研史：越南战争及超自然武器研发回忆录
William Keller
（AGILE项目高级研究员）
前言
我是1975年4月30日离开西贡的最后一批美国人之一。不是从大使馆屋顶坐直升机那种——我是从法国海军支援设施乘坐 CH-53 走的，带着十二个装满文件的铝制行李箱。那些文件记录了我们过去十四年在越南做的事情。
应三波特兰出版社邀请，我将通过口述的方式还原我前半生中这段令人难忘的时光。当然我的回忆可能并不住准确甚至是漏洞百出，读者姑且当作记忆消除程序的副作用就好了，切莫深究。
1.立项与组织（1961-1963）
1.1 背景与决策
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就职。两个月后，我被从陆军研究实验室调到新成立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当时还叫ARPA）。我的官方头衔是“反叛乱（其实应该是镇压技术，受限于“垮掉的一代”的思想风潮，我还差点被调去研究同性恋矫正治疗和类似“发条橙”一样的洗脑设备）技术处项目主任”，负责协调AGILE项目的技术研发。
我们当时面对的问题很简单：越共在丛林里神出鬼没，常规火力打不中他们。南越军队士气低落，一碰就垮。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派算来算去，得出结论说光靠常规手段赢不了。但还有另一个因素。1959年，我们在西贡的情报站收到报告，说北越军队里出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士兵能在夜间看见热信号，能在丛林里定位美军巡逻队，而且有些单位似乎对常规化学武器有异常的耐受力。起初CIA认为是苏联提供的新型兴奋剂，但1960年底，我们从一名叛逃的北越军医那里得到了不同的说法：北越在使用某种“传统医学”和“精神力量”。
这让我和ARPA局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警觉起来。我们都看过二战期间陆军情报部门关于纳粹超自然武器报告，也了解过日本在满洲里的731部队的一些边缘研究。如果北越真的在系统性地使用超自然手段，而我们没有相应对策，这场战争还没打就输了。
1961年6月，赫兹菲尔德在五角大楼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者包括CIA技术部门负责人、陆军化学兵团代表，以及五芒星的代表——一位陆军上校，姓布莱克伍德。五芒星是国防部下属的超自然作战机构，自1945年以来一直存在，但极少与其他部门打交道。会议持续了六个小时。五芒星提供了他们在二战后收集的技术情报：德国和日本的超自然武器档案、苏联GRU-P部门的活动报告，以及一份在东南亚发现的异常现象清单。最后决定：启动AGILE-ANOMALOUS项目，由DARPA负责技术研发，五芒星负责作战测试和实战部署，预算来自总统应急基金。
1.2 五芒星与项目结构
五芒星的存在是高度机密的。他们不像CIA那样有公开的掩护身份，而是直接隶属于国防部特别行动办公室，总部设在五角大楼地下五层。他们的档案不经过常规军事情报渠道，而是直接呈报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AGILE项目表面上是研究反游击战技术的——传感器、通信、后勤。我们在这个掩护下设立了ANOMALOUS分支，预算隐藏在“特殊环境作战研究”科目下。五芒星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基础：他们从1945年以来保存的二战遗产，以及一套基于实战需求的评估体系。
项目结构分为三个层级：
- 决策层：由DARPA局长和五芒星指挥官联合领导，负责战略决策和预算分配
- 研发层：黑塔实验室（位于西贡）和苏比克湾试验场，由DARPA管理，负责具体技术开发
- 应用层：五芒星的作战单位与MACV-SOG的联络组，负责实战测试和反馈
这种结构体现了五芒星的专业性——他们不需要我们教他们什么是超自然战争，他们需要的是可量产、可维护的技术装备。正如布莱克伍德上校在第一次会议上说的：“我们有仪式专家，有灵媒，有能用意念点烟的士兵。但我们需要的是能塞进吉普车、由普通步兵操作的装备。”
1.3 技术遗产评估
我们的技术基础来自五芒星保存的二战遗产。1945年后，美军通过“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和其他情报渠道，从德国和日本回收了大量关于超自然研究的档案和实物。这些材料被分散存放在阿伯丁试验场、德特里克堡和五芒星的地下仓库。
1961年至1962年，我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整理这些档案。德国人的研究集中在奇术上——他们试图开发能够通过仪式强化士兵的装备。日本人的研究则偏向生物制剂，特别是基于传统医学的兴奋剂和致幻剂。
五芒星有自己的技术积累。他们在朝鲜战争中测试过一些德国遗留设备，有实战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他们告诉我们，德国技术虽然先进，但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对操作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很多设备只有“雅利安血统”的士兵才能安全使用），二是维护困难（需要特殊的材料和环境）。
我们的第一个正式任务是评估这些技术的可行性，并针对越南环境进行改造。1962年底，我们提交了第一份技术评估报告。结论是：部分技术可行，但需要大量工程改进才能在热带丛林中使用。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初的秘密备忘录中批准了初步研发预算：每年800万美元，来自总统应急基金。
2.早期探索（1963-1965）
2.1 选址与实验室建设
1963年初，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研发基础设施。陆军坚持要在战区附近建立设施——他们的经验是，超自然装备在实验室和战场上的表现往往完全不同。最初的选择是冲绳，但五芒星的技术顾问反对：冲绳的地质环境“太稳定”，不适合进行某些类型的实验。他们建议使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或者直接在越南南部建立设施。
我们最终选择了两者并用：基础研究在苏比克湾进行，实战测试在越南南部建立专用设施。1963年6月，我们在西贡郊外的隆平建立了第一个前线研究站，代号“黑塔”。这是一个伪装成通信设施的两层建筑，地下有一个加固的实验室，按照五芒星提供的规格建造，墙壁内嵌入了从德国回收的心灵屏蔽合金。
建设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后勤噩梦。我们需要特殊的屏蔽材料来防止能量辐射泄漏，这些材料不能通过常规军需渠道订购。五芒星提供了他们库存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最后是通过CPIA的前台公司从西德进口的，伪装成医疗影像设备。
2.2 技术摸底与第一次失败
1963年至1964年，我们主要在进行技术摸底。五芒星提供了几个他们保存的实物样本，但大部分缺乏完整的操作文档——德国人在1945年销毁了大量档案，只留下了碎片。
第一个突破来自对“女武神的骑行（和戏剧同名，同时也是二战时纳粹德国针对伦敦的一次著名的空战行动）”残骸的研究。这是1945年在巴伐利亚回收的纳粹奇术飞行器导航核心，CPIA保存了部分碎片和从废墟中抢救出的技术笔记。我们花了八个月时间逆向工程，终于理解了其基本原理：利用特定几何结构聚焦以太能量。但这只是理论。当我们尝试复制时，遇到了材料科学上的难题：核心使用的某种合金在地球上找不到对应配方。我们尝试了237种不同配比的钨-汞合金，没有一种能稳定工作超过30分钟。五芒星的档案显示，德国人在合金中添加了一种从陨石中提取的稀有元素——我们库存的该元素只够制造三个样本。
1964年底，我们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失败。项目代号“温和降雨”（Gentle Rain），是基于德国档案开发的化学-奇术制剂。五芒星在朝鲜战争期间尝试过类似的东西，但效果不稳定。我们改进了配方，理论上能降低暴露人员的战斗意志。我们在实验室里对猴子测试了六个月，效果稳定，副作用可控。1964年11月，我们在III军团战术区进行了首次实战测试。两架UC-123在边和附近的一个越共村庄上空投放了200加仑的GR-3型制剂。第二天，南越别动队进入村庄，发现村民确实表现出异常的低攻击性，但副作用同样明显：受影响的村民在两周内陆续出现了严重的肝损伤，其中三人死亡。
调查发现，GR-3在实验室里对猴子无害，是因为猴子的肝脏代谢途径与人类不同。制剂中的某种成分在人体内会转化为有毒物质。五芒星的军医早就警告过我们——德国人的化学武器都是针对“特定人种”优化的——但我们没听。最终我们暂停了GR系列，损失了约18个月的研发时间和120万美元预算。赫兹菲尔德给我下了死命令：今后所有人体测试必须先经过至少三种不同哺乳动物的长期毒性试验，且必须包括灵长类。五芒星则收回了所有化学制剂的研发权限，改为由他们直接监督。
2.3 人员培训体系的建立
1964年至1965年，我们面临一个新问题：人员培训。五芒星有自己的专家，但人数太少，无法满足大规模战争的需求。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能够快速培训常规部队操作人员的体系。
五芒星提供了他们的培训手册——基于党卫军的原始资料，但做了“去纳粹化”修改。我们建立了三级培训体系：
- A级：基础操作员，只能使用最简单的设备（如声学武器），培训周期2周。重点是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理。
- B级：技术维护员，能进行设备校准和简单维修，培训周期3个月。需要基础物理学和化学知识。
- C级：项目官员，理解技术原理，能做出战术决策，培训周期6个月。这是最高级别，需要直接接触原始德国档案，且必须是五芒星的现役成员。
培训地点最初在苏比克湾，后来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贝尔沃堡，那里有五芒星建立的永久性训练设施。到1967年底，我们培训了约200名A级操作员，50名B级技术员，和12名C级项目官员（全部来自五芒星）。培训内容不仅是技术操作，还包括基础奇术理论、辐射防护、以及应对异常心理效应的方法。我们发现，约15%的候选人对EVE辐射异常敏感，不能从事相关工作。五芒星有一套预筛选方法，基于他们在朝鲜战争中的经验——观察候选人是否能“感知”微弱的能量场（众说纷纭的理论，在物质宇宙中就像是电场一样扯淡）。
2.4 与388连队的初步接触
1964年，第388空中骑兵连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在敌后纵深作战的特种部队，负责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秘密行动。五芒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单位——他们是最可能从特殊装备中获益的部队。
1965年初，五芒星通过他们的渠道与388连队建立了联系。五芒星的需求很明确：他们的小队深入敌后，一旦被包围就完了。他们需要的是“力量倍增器”——能让十几个人打出几十个人效果的东西，而且必须轻便、可靠、不会引起国际争议。
我们给他们配发了第一批试验性装备：“闪光包”——基于德国信号弹技术改良的装置，添加了从日本档案中回收的光敏化合物。爆炸时产生的强光不仅能致盲，还能引起短暂的记忆缺失（约5-10分钟）。388连队在1965年使用了几次，效果不错，但反馈也暴露出问题：敌人虽然失明了，却开始无代价射击，反而增加了危险。而且，有两个小队在返回后出现头痛和视觉残留，持续数天。五芒星的军医诊断这是“以太中毒”的早期症状。
这种快速反馈循环对我们的研发至关重要。五芒星建立了一个直通渠道：388连队作战报告在24小时内抄送黑塔实验室，我们根据反馈调整设计，72小时内可以提供改进版本。这种迭代速度在常规军备研发中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五芒星坚持要在战区附近设立实验室的原因。
3.技术路线确立（1965-1967）
3.1 声学路线的选择
1965年初，我们重新审视技术路线。化学-生物路径太危险，奇术需要长期培训不现实，剩下的选择是物理-声学路径。这个思路来自对日本档案的研究。日本人在二战期间研究过特定频率的声频对士兵心理的影响，他们称之为“精神波”。五芒星在朝鲜战争中测试过类似技术，但效果有限。我们的创新是把这个效果与越南特定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越南文化中有丰富的“鬼神”传统，祖先崇拜和对“横死之魂”（Vong Hồn）的恐惧根深蒂固。五芒星的人类学顾问（一位从西贡大学招募的越南裔教授）确认，这种恐惧是跨地域、跨阶级的，可以利用。
“游魂行动”（Operation Wandering Soul）就此立项。我们没有选择开发全新的硬件，而是改装现有的CH-47直升机PA系统，添加超低频发生器。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利用现有平台，降低后勤负担。
研发重点转向内容制作。五芒星雇佣了会说越南语的心理战专家，录制了模拟死者呼唤家人的声音，加上佛教葬礼经文（唯心主义的胜利不是吗？）。技术核心是18-19赫兹的次声波背景，能让人产生“存在超自然实体”的感觉。
1965年2月，我们在湄公河三角洲进行了首次系统测试。测试过程很谨慎：先在无人区域进行设备校准，然后在小规模敌方据点进行有限播放，最后才是配合地面进攻的全面测试。结果喜忧参半。越共的抵抗强度确实下降了约30%，但情报显示他们很快适应了——他们给士兵发棉花耳塞，并播放自己的广播进行干扰。更麻烦的是对我们自己人的影响：参与行动的直升机机组成员报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和幻听。
五芒星技术小组的评估是：这种武器有效，但需要严格的操作协议。他们制定了使用时间限制（每次不超过30分钟，操作人员必须轮班），并开发了特殊的降噪头盔。这些措施降低了系统的实战价值，但保住了项目的继续。
3.2 苏联威胁的确认与防御需求
1966年，五芒星通过他们的情报网络确认，苏联人的格鲁乌“P”部门已经介入越南。这是苏联军事情报总局下属的特殊部门，专门负责超自然研究和应用，是五芒星在冷战中的主要对手。五芒星提供了他们掌握的情报：苏联人带来了“超心理扭曲”技术——能让小范围内的物理定律发生微妙变化。这种技术据称来自沙皇时代秘术档案与德国战俘科学家的合作。
1966年底，我们在老挝边境的一次SOG行动中首次遭遇疑似GRU-P技术：一个侦察小队报告他们的无线电在特定区域完全失效，GPS（当时还是实验性装备）显示错误坐标，而且两名队员的手表停止运行，但机械表正常。五芒星的专家立即识别出这是“局部时间场”的特征。他们的档案显示，德国人在1945年曾尝试过类似技术，但从未成功武器化。苏联人显然解决了稳定性问题。
这迫使我们调整研发优先级。原本我们专注于进攻性武器，现在必须优先研发防御性技术。五芒星提出了明确需求：一种能够“稳定”局部现实、抵消敌方奇术的单兵或班组级装备。
3.3 现实稳定锚的研发
基于纳粹德国实验报告中关于“现实固化”的理论，我们启动了AU系列（Anchor Unit）项目。德国人在1944年曾尝试开发类似设备以保护柏林免受盟军轰炸，但战争结束前只完成了理论模型。五芒星保存了这些理论笔记，以及一个损坏的原型。
我们的工程团队面临三个核心问题：能源供应、散热、便携性。
档案提到德国人使用“以太能量结晶（很扯的名字，在1981年的一次实验中我的学生意外得到了类似产物——这个东西就是高密度的浓缩铀235衰变后产生的钚）”作为能源，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制造这种东西。我们尝试了多种替代方案：
- 银锌电池：太重，续航只有15分钟
- 放射性同位素（锶-90）：理论上可行，但辐射防护要求使设备重达数吨
- 改进型柴油发电机：噪音太大，且产生电磁干扰
最后我们选择了改进的银锌电池，接受续航限制，同时研发快速更换电池的技术。
1967年6月，AU-1型原型完成。这是一个400磅重的设备，能产生半径约30米的“现实正常区”。测试显示，它能有效抵消已知的苏联现实扭曲技术。
五芒星进行了实战测试。1967年8月，他们的一个特种部队（代号“雪绒花”）在老挝遭遇GRU-P部队。敌方使用了一种能让金属锈蚀的装置。小队启动AU-1后，效应被抑制，他们得以撤退。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成功对抗苏联超自然技术。
AU-1的问题在于能源。它只能运行15分钟，而且启动时产生的EVE辐射就像灯塔一样，会暴露位置给任何有侦测能力的敌人。五芒星的评估是：有用，但只能作为最后的保命手段，不能作为常规装备。
3.4 标准化测试流程的建立
1967年后，在五芒星的要求下，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新装备必须经过五个阶段：
- 实验室测试：在苏比克湾进行，验证基本功能
- 环境测试：在越南的丛林高温高湿环境中测试耐久性
- 友军暴露测试：在美军志愿者身上测试副作用（有额外津贴和长期医疗监控，由五芒星的军医负责）
- 实战模拟：五芒星的作战单位在受控环境下测试
- 实战部署：在SOG或五芒星的行动中实战测试
这个流程平均需要18个月。但在战争压力下，我们经常压缩到10-12个月，跳过某些“非关键”步骤。五芒星对此有保留，但他们也理解战场需求。
3.4 意外来客
1968年6月12日，一支来自SCP基金会的观察团莅临我们的研究设施。赫兹菲尔德警告我们不要向他们透露任何关于研究的信息——这将影响美国在帷幕后的国际声誉，但大家其实也表示无所谓：因为苏联人也是这样做的，不过考虑到火花国际和GRU-P在基金会中的渗透问题，我们很快就闭上了嘴。
这支17人的观察团是SCP基金会驻越南站点的成员，其中有3成都是越南本地人。我们接触的时间也不长，路上也没有聊什么重要的话题，只是基金会一味的警告我们不要因为战争而导致帷幕破裂以及基金会将严守中立原则。午饭后，五芒星的几位军官陪他们的头头进保密室说了很多话，出来以后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原来GOC也决定不干涉越南战争，因为其他几个常任理事国的议会席位此时也出于水生火热之中。
4.研发竞赛与实战测试（1968-1970）
4.1 1968年春节攻势后的加速
1968年1月，北越发动春节攻势。虽然军事上美军击退了进攻，但心理和政治影响巨大。五角大楼要求我们加速研发，尽快提供“决定性”的技术优势。
预算增加到每年1200万美元，人员扩充了40%。五芒星也增派了人手，他们在西贡的常驻人员从5人增加到20人。多出的人手一度让我们宿舍紧张，最终我们决定苦一苦实习生们——他们的宿舍被搬去了研究所外面的临时房屋内，作为补偿，五芒星决定多给他们发一份高温补贴。
我们启动了多个并行项目，但五芒星坚持要求集中资源。他们砍掉了6个“前景不明”的项目（包括几个基于日本生物技术的方案），集中资源于声学武器、现实稳定锚和侦察设备三条主线。五芒星的逻辑是：与其有二十个半成品的项目，不如有三个能实战的装备。
4.2 苏联技术的逆向工程
1968年8月，第388连队在老挝遭遇GRU-P部队。根据行动报告，敌方使用了一种能让金属快速锈蚀的装置，可能是时间加速场的应用。小队中的五芒星顾问启动AU-1后，效应被抑制，他们得以撤退。
五芒星组织了回收小组，从战场带回了一些残骸。我们花了四个月时间研究这些碎片，试图理解其原理。最终我们意识到，苏联人使用了一种我们不知道的能源——后来我们称之为“红汞”（比德国人好点，这个我们确实无法做到复刻甚至是解明本质，首席研究员韦伯-克劳森曾开玩笑说：“也许就是和硫反应的汞呢？”），一种据说含有锑和汞的奇异化合物。五芒星的档案中没有关于这种材料的记录。这意味着苏联人要么是从德国档案中得到了我们没发现的部分，要么是他们自己的研发成果。
这个发现促使我们开发了AU-2型，增加了“现实波动缓冲”功能，能够抵御时间加速效应。但这也增加了能耗和重量，使设备更难部署。五芒星的作战单位抱怨说，AU-2虽然功能更强，但太重了，还是无法深入敌后使用。
4.3 量产尝试与工业基础
1969年，尼克松开始撤军，但我们的预算实际上增加了。战略转向很清楚：要在撤军前完成尽可能多的实战测试，同时尝试建立可持续的生产能力。
我们尝试与国防承包商建立秘密合作。1969年，我们与雷神公司（Raytheon）签订了一份秘密合同，开发“声音迫击炮”的量产版本。这是一种81毫米迫击炮炮弹，内含录音设备和短程广播发射器。量产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实验室里，我们手工组装的设备工作正常。但一旦上了生产线，良品率只有30%。问题出在EVE敏感元件的公差要求上——手工调整可以提高精度，但机器生产无法满足。
五芒星提供了德国档案中的精密铸造技术，我们花了18个月改进生产工艺，最终良品率提升到70%。但这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只生产了不到5000发炮弹。更大的问题是供应链。很多关键材料（如特定纯度的银、汞合金、稀土元素）只能从欧洲进口，而且用量很小，不足以引起供应商注意。我们需要建立掩护公司网络来采购这些材料，这增加了成本和延迟。五芒星通过他们的渠道帮了我们大忙——他们在欧洲有1945年以来建立的情报网络。
4.4 人员损耗与训练瓶颈
1969年至1970年，人员问题变得突出。B级技术员的培训周期是3个月，但战场环境使他们的平均服役期只有8个月——要么因健康问题撤离（长期暴露在低强度EVE辐射下会导致偏头痛和视觉幻觉），要么因精神压力过大申请调离。
五芒星的人相对更稳定——他们有更好的筛选机制和防护措施——但人数太少。我们不得不建立了一个“技术员流水线”，在贝尔沃堡不断培训新人补充前线。到1970年底，我们累计培训了超过400名各级技术人员，但只有约150人仍在岗位上。更麻烦的是C级项目官员的短缺。这种人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军事，还要有足够的超自然科学知识（我们最后不得不雇佣了大量印第安祭祀，欧洲来的传统巫师大部分都是打着这个幌子来骗经费的），且必须是五芒星成员。五芒星从陆军情报部门和CIA招募，但符合条件的人太少。1970年，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允许常青藤大学的在校博士生在签署保密协议后参与核心项目，这增加了泄密风险，五芒星对此很不高兴。
4.5 一些插曲
比较意料之外的一项研究是关于二战时期对盟军生物战剂的复刻。具体理论来自研究员贝克的导师的笔记（他导师是盟军的生物学家兼药剂师），他和他的几位同窗决定复刻一种名叫AG-17的未知生物武器，具体研究过程我并不知情。
不过在1979年1月12日的时候，他成功拿出了一款实验性武器化产品，代号“亲密男友”，五芒星的技术小组在实战测试后发现：它似乎具有改变人性取向的效果（？），布莱克伍德上校听说后替我们从国防部档案库中挑选了几份原始文件参考，二战时AG-17的主要用途就是通过战壕综合症和性取向改变来诱导纳粹军队中发生频繁的鸡奸来降低战斗力。贝克大为震惊并拒绝了进一步研究。
实验报告转交给五芒星自己的技术小组后，他们似乎又制作了一些“亲密男友”通过运输机投放至前线，效果据说还不错（从后续评价来看，其实效果很烂，纯烧钱，但五芒星拒绝承认这一点）。不过后续因为成本过高以及发生了泄露（相关暴露研究员都和家里人离异了，真惨），最终项目不了了之。
5.体系化与困境（1970-1972）
5.1 后勤与维护
1970年后，维护问题变得突出。超自然武器不是常规装备，不能送到普通军械库修理。我们不得不在每个师级单位派驻一名B级技术员，在西贡、岘港、芽庄建立三个维修中心，全部由五芒星监督。这些维修中心需要特殊设备：休谟指数校准仪（基于德国仪器改良）、EVE泄漏探测器、奇术净化装置。这些设备本身就需要维护，而且零件供应困难。1971年，因为缺少一种特殊的汞合金（德国档案中称为“水银之泪”，这又是元首的杰作，大部分都是希特勒本人命名的，他作为一个半吊子神秘学家的特性在我们看来是极为恼火的），我们的AU设备维修停滞了三个月。
五芒星从他们库存中提供了紧急补给，但警告我们说这是最后的储备——德国的原产地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自己又无法合成。
另一个问题是文档。德国和日本档案中有很多模糊之处——有些是故意加密的，有些是因为战争末期的混乱而残缺。我们的技术员经常需要“试错”来找出正确的维护程序。这导致了一些事故：1970年，一名技术员在维护AU-1时错误连接了电路，导致设备过载爆炸，炸毁了半个维修车间，两名五芒星的技术顾问受伤。
5.2 技术瓶颈与路线调整
1971-1972年，我们遇到了根本性的技术瓶颈。超自然武器在实验室里表现很好，但在战场环境下太不可靠。
现实稳定锚（AU-2型，1971年部署）的问题典型：我们把它做得更小了（150磅），可以装在吉普车上，但电池问题始终没解决。而且我们发现，长期暴露在稳定锚效应下的士兵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们开始怀疑世界的真实性，抑郁和自杀率远高于常规部队。五芒星的军医称之为“荷蒙库斯（就是《浮士德》里的那个瓶中小人，但症状远比这个可爱的名字严重的多）后遗症”，但他们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声学武器的问题是“免疫”。北越和越共很快就学会了对抗手段：耳塞、反宣传、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模因武器（他们播放佛教僧侣的诵经声来对抗我们的“游魂”录音）。到了1972年，我们的声学武器效果比1966年下降了60%。
奇术路线也遇到了障碍。我们尝试培训美军士兵使用基础奇术，但成功率太低。大约每100个候选人中只有2-3个能安全地操控EVE能量，而且需要数月训练。这在战时环境下不实用。五芒星对此并不意外——他们的核心人员都是经过数年训练的，且大多有“天赋”。
1972年，我们不得不进行了一次重大路线调整：停止所有进攻性超自然武器的大规模研发，专注于防御性技术（主要是AU系列）和情报收集设备。五芒星支持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在即将撤军的情况下，保护部队安全比制造杀伤更重要。
5.3 内部政治与预算削减
1972年，随着美军地面部队开始撤离，国会削减了国防预算。我们的项目虽然名义上是“黑色预算”，但也感受到了压力。
国防部审计部门开始质疑“特殊环境作战研究”科目的高昂支出。他们不知道具体内容，但能看到资金流向——每年上千万美元，没有可见的产出。五芒星的存在是高度机密，我们不能向审计员解释。赫兹菲尔德在1972年底退休，接替者是一个来自兰德公司的系统分析师，他对“超自然”持怀疑态度，或者假装持怀疑态度。我们不得不改变汇报策略，强调我们的技术是“先进的心理战设备”和“电子对抗装置”，避免使用任何玄学词汇。五芒星在这个时期保持了低调，他们的预算转到了更深的黑箱实验中。
预算从1972年的1200万美元削减到1973年的800万，人员冻结。我们开始准备项目终结。
6.撤离与终结（1973-1975）
6.1 巴黎和谈后的收尾计划
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约签署。根据协议，美军地面部队撤出，但顾问和技术人员可以留下。我们的项目进入了收尾阶段。
五芒星制定了详细的收尾计划。首要任务是销毁或转移所有敏感设备和资料。我们不能把超自然武器留给南越——不仅是因为技术保密，更因为这些东西太危险。南越军队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来维护现实稳定锚或储存模因制剂。
我们制定了“清扫者”行动方案，分三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1973年1-6月）：销毁所有化学和生物制剂。五芒星提供了特殊的处理方法——有些物质太危险，不能焚烧，只能封装后沉入深海。我们租用了三艘海军驳船，在公海执行了四次沉箱作业，深度超过4000米，由五芒星的技术人员监督。
第二阶段（1973年7-1974年6月）：回收所有部署在前线的设备。这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因为很多设备散落在各个军事单位，有些在激战中遗失，有些被指挥官“借用”后没有记录。五芒星通过他们的渠道追查，最终回收率为85%。遗失的15%中，至少三台AU-1型现实稳定锚下落不明——可能在某次越共袭击中被缴获，或者被南越军官偷卖到了黑市。五芒星对此非常担忧，他们建立了长期的监控机制。
第三阶段（1974年7-1975年4月）：清理研究设施，转移最后的人员和档案。黑塔实验室的设备被拆解，运回美国或就地销毁。墙壁内的特殊屏蔽材料被凿出，混入普通建筑垃圾。CPIA确保了没有任何可识别的技术残留。
6.2 人员安置与知识封存
人员安置是个敏感问题。我们有约300名美国人（包括军事和文职）直接参与过项目，还有约200名南越本地雇员（包括翻译、技工、实验室助理）。美国人被重新分配到其他项目，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SF-312表格，附加五芒星的特殊条款）。少数人（主要是出现健康问题或精神创伤的）被安排提前退役，转入VA系统的特殊医疗项目，接受长期心理监控——由五芒星的军医负责。
南越雇员麻烦得多。我们不能把他们留给北越——他们知道太多。1973年至1975年间，在五芒星的协助下，我们逐步把核心人员转移到美国。有些人以“政治难民”身份入境，有些则以“技术交流”名义先到第三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再转赴美国。总共有约150人成功转移，另有50人左右选择留在越南（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75年后下落不明，五芒星认为他们可能被北越处决或送进了再教育营）。
知识封存是另一个挑战。我们不能销毁所有技术资料——美国还需要这些知识，以防苏联在未来的冲突中使用类似技术。但也不能留在国防部的主档案系统里，太容易被发现。团队其他成员建议采用“分散封存”：核心技术资料被拍摄成微缩胶卷，分成三份，分别存放在国防部的三个不同设施（阿灵顿、诺福克、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设备实物和原始笔记则被转移到内华达州的51区，由五芒星直接管理。德国和日本的原始档案被封存在五芒星的地下仓库，代号“回形针遗产”。
6.3 最后的部署与撤离
1974年底，北越开始最后的进攻。我们在西贡保留了一个小型技术组，负责保护美国大使馆和最后几个关键设施。五芒星留下了三名顾问，负责监督紧急情况下可能的超自然武器使用。我们部署了最后的储备：几个“紧急模因广播站”——如果北越攻破防线，这些设备会播放足以导致暂时性失能的声波模式，掩护最后一批美国人撤离。这些设备在1975年4月29日最后一次检查后就位，但最终没有启用。
1975年4月29-30日，我们通过常规的海空撤离完成了撤退。我最后的工作是在研发设施监督销毁最后的档案。我们保留了微缩胶卷副本带回华盛顿，但原件全部烧毁。五芒星的最后一名顾问在4月30日下午乘坐直升机离开，比我早六小时。
6.4 项目清算
1975年6月，我在阿灵顿向一个由国防部、CPIA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做了最终汇报。五芒星的指挥官也出席了会议，但他坐在阴影里，没有发言。
汇报持续了一整天，内容包括技术成果、财务决算、人员安置、以及后续监控建议。
委员会最关心的问题：遗失的设备。我们确认遗失了三台AU-1，约50份技术手册，以及少量化学制剂样本。这些物品可能流落到了东南亚黑市，或被北越缴获。五芒星报告说，他们已经在香港和曼谷的情报渠道发布了监控指令，追踪这些物品的下落。委员会决定：AGILE-ANOMALOUS项目正式终止，所有预算归零。五芒星继续存在，但转入“深度休眠”状态，仅保留核心人员监控遗失物品和苏联技术发展。相关技术档案被封存，解密日期定为2000年（后来因为苏联解体而提前启用）。
未来与展望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做得对或错。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做了我们认为必要的事情。有些技术路线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从技术史的角度看，AGILE-ANOMALOUS证明了超自然兵器在现代战争中是可行的，但也是高风险的。它们不是魔法解决方案，而是有着严格技术限制、严重副作用和极高后勤需求的专业工具。我们的主要贡献不是某件具体武器，而是建立了一套基于二战遗产的研发、测试和部署这类武器的方法论，以及与五芒星的合作模式。
1975年后，我退役了，但继续以顾问身份与五芒星合作了几年。据我所知，五芒星在1980年代重新激活过几次，处理与遗失设备相关的事件，以及监测苏联在阿富汗的超自然武器使用。那些德国和日本的档案仍然封存在他们的地下仓库里，等待着下一个需要它们的时刻。
当然，比起悲惨的现实还有更多事情值得我关注，比如什么超自然技术民用化啦，帷幕后影响力减弱啦，或者美国又和某个中东国家干架去了（我并没有参与这些事情了，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我曾经的团队被重新启用然后投入了新一轮厮杀中去了，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与悲伤）。好消息是，NASA把我们在越南的一个密封技术成功实用化了，老实说当初本来是计划用来密封EVE粒子的（当然失败了），没想到会用在新一轮载人航天上。我看过图纸了，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