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结束后，以她的姊妹英国为首的国家开始显现出中央集权倾向，那个时代便就此告一段落了，而我是它最后的见证者与记忆。中古晚期时的王权在贵族割据与勃艮第势力的夹缝中艰难生长，农民则被沉重的赋税与零星的瘟疫反复收割，整个社会如同一架由教会祈祷、领主刀剑、行会戒律和难得的建筑艺术勉强铆合的笨重齿轮。
三百年后，这一新兴的时代可能是一切故事的开始，也可能是矛盾纠纷到来前的宁静。
我回到故乡的那个时候，压根谈不上什么江山永固，但也没有紧张到需要翻天覆地的程度。他们笼罩在启蒙理性与旧制度衰朽的剧烈张力之中，贵族依然占据着司法与财政的要津，通过买官进入穿袍贵族行列却愈发不满于政治身份的虚悬。前些年，邻居的革命奠定的议会主权已使财政革命成为可能，国债市场与英格兰银行的运作让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筹集战费，与此同时农业革命与日益扩大的殖民地贸易催生出富裕的中等阶层，他们与乡绅、低等贵族在地方事务中形成更为灵活的权力交换网络，诚然有许多不足，但英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显然比塞纳河两岸的交通更为通畅。
应当说，两国在十五世纪时还隔着封建末期的同一种雾霭彼此相望，到十八世纪却像两条并行却渐行渐远的河流，一条流向大革命的断崖与反复重构的帝国沉浮，另一条流向渐进的议会改良与殖民帝国的缓慢扩张。
假使你从未亲眼见过三百年前的巴黎，那么如今的时代便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亮点。可惜的是我无法将那段记忆除去，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这两部分进行对比了。这个时代的人们似乎褪去了曾经的疯狂与混沌，他们不会再为寻找一个证明瘟疫不是诅咒的缘由而蜂蛹在街头，也不会再出现把一个人沉到水底下，再用他没有淹死作为借口烧死他这种事件。但他们学会了用新的秩序来掩盖新生的疯狂，制度便是其中之一；而死神也换用了更符合时代风格的武器，吉萝亭的小窗子1便是其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一件。它远比绞刑架更高效，阻绝了人们的惨叫，也能够提供更多观赏那一盛大场景的席位。
在此之前，我一向不热衷于研究时代变迁与政治格局。我曾以为所谓瘟疫最多不过是生物疾病所导致的社会纷乱，最糟糕的境遇也莫不过我本人陷入一个叫做免疫体的概念。我原本可以像过去无数次一样行走在社会边缘而不被波及，看着人们死去而心无波澜。但当十八世纪也慢慢过去后，我再也不敢轻视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瘟疫了。停留需要理由，这次的理由极其珍贵，他的消逝也极其残忍。